君子小人如冰炭然，势不两立，常相为胜负，而君子之势常不足以胜小人。有国者用君子则治安，用小人则危乱。人主非甚无道，未尝不欲进君子而退小人，卒之君子常退，小人常进，治安之世少而危乱之世多，其故何哉？则操术使之然也。君子之操术，其自待者重，而去就轻，于废兴曰有命，于得之不得曰有义，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，其明足以知人，其诚足以任人，则君子亦将不与世竞进，而自乐其道。非特如此而已。用之治国，不委己而从人，必使由于吾之规矩准绳之中，逆人之所顺，而强人之所劣，类非中材之主所能堪，此所以尤易舍而难合也。至于小人则不然。其自待者薄，不顾礼义廉耻，而惟利之为从。富贵爵禄，决性命以争之，故不得于其君则已，一得于君，则胶固而不可拔。盖其操术必有小忠以结其主之知，必有秘计以中其主之欲，必阿谀顺旨、以声色燕安为之饵，屈己厚赂以买其主之左右亲昵，以知其动静，而迎合其意。故自中材之主，鲜不惑之。及其得志，则傲然无所忌惮，排摈忠良，援引党与，丰己殖私，而视国家之安危存亡，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，恬不加恤。故古之用小人者，必至于家国俱败而后已。虽至于败，而其君犹有念之而弗释者。此小人之进，所以为有国者之所深戒也。姑取汉、唐以来用小人之效数事明之：元帝信任石显，委以政事，而显为人巧慧习事，能探人主微旨，内深贼，持诡辩以中伤人，忤恨睚眦，辄被以危法。自知擅权，事柄在掌握，乃时归诚，取一信以为验。尝使出外，先自白恐后漏，尽闭宫门，请以诏开门，上许之。显故投夜还，如所言。后果有告显专命矫诏开宫门者，天子闻而笑之，益怜显，赏劳尤厚。显以故能谮萧望之令自杀，而周堪、刘更生坐废锢不复进用，张猛、京房、陈咸、贾捐之之属，皆抵刑戮，而与牢梁、五鹿充宗结为党友，诸附倚者皆得宠位。此岂非以小忠结其主之知耶？高宗欲立武后，许敬宗、李义府揣知其旨，朝献策而暮进用，乃与王德俭、袁公瑜、侯善业之徒相推毂济其奸，诛弃骨鲠大臣，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郝处俊、来济之属皆不免。故武后得肆志，攘取威柄，天子歛衽而国祚移。此岂非以秘计中其主之欲邪？明皇罢张九龄而相李林甫也，林甫善刺上意而养君欲，每奏请必先赂遗左右，审视微旨，以固恩信，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，故天子动静必具得之。明皇任之不疑，深居燕适，沉蛊衽席，而致天宝之乱。林甫死，杨国忠继之，恃内援与禄山争宠，谓其跋扈不足图，故激怒之，使必反以取信。禄山既叛，独哥舒翰将兵二十万守潼关可以控险拒之，而国忠疑其反己，且诛君侧之恶，从中督战，翰遂以败。及陈玄礼之变，身死家破，虽悔亦无及矣。此岂非必至于家国俱败而后已耶？德宗奉天之变，起于卢杞，故泾军之乱，呼于市曰：「不夺而商人僦质矣，不税而间架除陌矣」。其召怨挻乱，皆杞为之。既狩奉天，姜公辅请挟朱泚以行，杞以百口保其不反，而泚果为泾军所立。浑瑊请道乾陵，掎角以破贼，杞以谓惊动陵寝，请道汉谷，而贼果拒隘，不得进，六师几殆。李怀光自河北赴难，数破贼，杞惧其见帝斥己，即谲奏曰：「怀光勋在社稷，贼惮之破胆，若许来朝，则犒赐留连失事机。不如席胜使平京师，破竹势也」。德宗然之，诏无朝。怀光怏怏无所发，遂谋反。其后虽斥，而德宗念之不衰，尝语李泌曰：「世谓卢杞奸邪，朕独不知，何也」？泌对曰：「天下皆知其奸邪，而陛下独不知，乃所以为奸邪也」。此岂非虽至于败，而其君犹有念之而弗释者邪？呜呼！小人之情状多矣，惟人主澹然无欲，而明足以察之，使小人无所施其巧，庶几乎君子可进，而治安可期也。《诗》曰：「譬彼飞虫，时亦弋获」。《易》曰：「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」。有国家者，可不深戒之哉！

人君不患乎太刚，而常患乎柔而不断。太刚者不能无过举，然不失为贤君；柔而不断，则遂有昏乱之渐。盖刚者多明，柔者常暗。明、暗者，贤君、庸主之所以分也。汉宣帝励精为治，信赏必罚，综覈名实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至元帝则优柔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。唐宣宗精于听断，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之意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若文宗则仁柔少断，以致甘露之祸。观元帝宽宏善下，出于恭俭，号令温雅，有古风烈，然有一萧望之，卒信谗使自杀，至委用弘恭、石显，则胶固而不移，此孝宣之业所以衰，而汉之纪纲遂至不振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观文宗恭俭儒雅，出于天性，慨然慕太宗之治，太和政事号为清明，然任一宋申锡，卒为阉宦所诬而斥之，至委用李训、郑注，则一意而不疑，此甘露之事所以祸及忠良，不胜其冤，而帝亦饮恨而没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夫人君取象于天，则以刚为德也；取象于日，则以明为德也。体刚明之德，而刚不至于暴，明不至于察，虽古圣帝明王，何以加此？至于刚明而不能无过举，犹为中材之君。若夫刚挠而为柔，明易而为暗，则失其所以为君之德矣，虽欲建功立事，追踪古人，恶可得哉。

礼上讽谏而下直谏。君子孰不欲讽谏以悟其主，而有至于直谏以杀其身者，势不得已也。盖事明君，虚心以从谏，虽引义微喻，无所不合，故有以讽谏悟主者，而况于直谏，何伤于道乎？事暗君，强愎以拒谏，虽危言切论，有所不听，故有以直谏杀身者，而况于讽谏，何补于事乎？方舜、禹之时，都俞赓歌于庙堂之上，所以讽喻以相儆戒者，可谓至矣。其称「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，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」，亦何伤于直？故仲虺之称汤以「从谏弗咈」、「改过不吝」为善；而太保之训武王，以「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」为非。若然者，岂非事明君，讽谏足以悟主，而直谏亦不伤于道乎？至于桀杀关龙逢，纣杀比干，则事暗君，直谏足以杀身，而欲以讽谏有补于事，盖亦难矣。由是观之，讽谏施于明君而不害于直，直谏施于暗君而无事于讽者，必至之理也。汉文帝宽仁尽下，群臣谏说虽切，常假借纳用之故，若冯唐之论颇、牧，张释之之论啬夫，可谓能讽谏矣。至贾谊上书陈时事，欲流涕而痛哭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为喻，而帝亦不以为嫌，岂非不害于直耶？唐太宗英明能断，从谏如流，导群臣而使之言，故若魏郑公之言昭陵，王圭之论庐江，可谓能讽谏矣。至郑公之言十渐，极陈时政之得失；圭之论祖孝孙，以谓陛下负臣、臣不负陛下，而帝亦不以为过，岂非不害于直耶？若夫萧望之、张猛、京房之言石显，而元帝杀之；王章之言王凤，而成帝杀之；王嘉、郑崇之言董贤，而哀帝杀之；李膺、陈蕃、范滂之徒言阉宦，而灵帝杀之；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上官仪言武氏，而高宗杀之；张柬之、桓彦范等言韦氏，而中宗杀之；孟昭图言田令孜，而僖宗杀之：是皆事暗君，以直谏而蹈祸，乃其所也，尚何讽之云哉。

《论语通》曰：《论语》者，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，共所撰录也。夫圣人应世，事迹多端，随感而起，故为教不一，或负扆御众，服龙衮于庙堂之上；或南面聚徒，衣缝掖于黉校之中，但圣师孔子，符应颓周，生鲁长宋，游历诸国，以鲁哀公十一年冬，从卫反鲁，删诗定礼于洙泗之间，门徒三千人，达者七十有二。但圣人虽异，人者神明，而同人者五情，五情既同，则朽没之期亦等，故叹发吾衰，悲因逝水，托梦两楹，寄歌颓坏。至哀公十六年，哲人其萎，徂背之后，过隙区驻。门人痛大山长毁，梁木永摧，隐几非昔，离索行泪，微言一绝，景行莫书。于是弟子佥陈往训，各记旧闻，撰为此书，成而实录。上以尊仰圣师，下则垂轨万代，既方为世典，不可无名。然名书之法，必据体以立称，犹如以孝为体者，则谓之《孝经》，以庄敬为体者，则谓之《礼记》。然此书之体，适会多途，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，事无常准，或与时君抗厉，或共弟子抑扬，或自显示物，或混迹齐凡，问同答异，言近意深，《诗》《书》互错综，典诰相纷纭，义既不定于一方，名故难求乎诸类，因题《论语》两字，以为此书之名也。但先儒后学，解释不同，凡通此论字，大判有三途第一，舍字制音，呼之为偷。一舍音依字，而号曰论，一云伦论二称，义无异也。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，乃众的可见者，不出四家，一云伦者次也。言此书事义相生，首末相次也，二云伦者理也。言此书之中，蕴含万理也，三云伦者纶也，言此书经纶今古也，四云伦者轮也，言此书义旨周备，圆转无穷，如车之轮也，第二舍音依字为论者，言此书出自门徒，必先详论，人人佥允，然后乃记，记必已论，故曰论也。第三，云伦、论无异者，盖是楚夏音殊、南北语异耳。南人呼伦事为论事，北士呼论事为伦事，音字虽不同，而义趣，犹一也。侃案三途之说，皆有道理，但南北语异如何，似未详师说，不取，今亦舍之，而从音依字。二途并录，以会成一义。何者？今字作论者，明此书之出，不专一人，妙通深远，非论不畅，而音作伦者，明此书义含妙理，经纶今古，自首臻末，轮环不穷，依字则证事立文，取音则理为义，义文两立，理事双该，圆通之教，如或应示，故蔡公为此书为圆通之喻。云物有大而不普，小而兼通者，譬如巨镜百寻，所照必偏，明珠一寸，鉴包六合，以蔡公斯喻，故言论语小而圆通，有如明珠，诸典大而偏用，譬如巨镜，诚哉是言也，语者，论难答述之谓也。《毛诗传》云：「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」。郑注《周礼》云：「发端曰言，答述为语」。今案此书，既是论难答述之事，宜以论为其名，故名为《论语》也，然此语是孔子在时所说，而论是孔子没后方论，论在语后，应曰语论，而今不曰语论，而云论语者，其义有二：一则恐后有穿凿之嫌，故以语在论下，急标论在上，示非率尔故也，二则欲现此语，非徒然之说，万代之绳准，所以先论已，以备有圆周之理，理在于事前，故以论居语先也。又此书遭焚烬，至汉时合壁所得，及口以传授，遂有三本，一曰古论，二曰齐论，三曰鲁托。既有三本，而篇章亦异，古论分《尧曰》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，合二十一篇，篇次以《乡党》为第二篇，《雍也》为第三篇，内倒错不可具说。《齐论》题目，与《鲁论》大体不殊，而长有《问王》《知道》二篇，合二十二篇，篇内亦微有异。《鲁论》有二十篇，即今日所讲者是也。寻当昔撰录之时，岂有三本之别？将是编简缺落，口传不同耳。故刘向《别录》云：鲁人所学，谓之《鲁论》，齐人所学，谓之《齐论》，合壁所得，谓之《古论》。而古论为孔安国所注，无其传学者，《齐论》为琅邪王卿等所学，《鲁论》为太子太傅夏侯胜、及前将军萧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学，以此教授于侯王也。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建学《鲁论》，兼讲齐说，择善而从之，号曰《张侯论》，为世所贵。至汉顺帝时，有南郡太守扶风马融字季长，建安中，大司农北海郑玄字康成，又就鲁论篇章，改齐验古，为之注解。汉鸿胪卿吴郡苞咸字子良，又有周氏不悉其名，至魏司空颍川陈群字长文，太常东海王肃字子雍，博士敦煌周生烈，皆为义说。魏末，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字平叔，因鲁论集季长等七家，又采古论孔注，又自下己意，即世所重者，今日所讲，即是《鲁论》，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。晋太保河东卫瓘字伯玉，晋中书令兰陵缪播字宣则，晋广陵太守高平栾肇字永初，晋黄门郎颍川郭象字子玄，晋司徒济阳蔡谟字道明，晋江夏太守陈国袁宏字叔度，晋著作郎济阳江淳字思俊，晋抚军长史蔡系字子叔，晋中书郎江夏李充字宏度，晋廷尉太原孙绰字兴公，晋散骑常侍陈留周环字道夷，晋中书令颍阳范宁字武子，晋中书令琅邪王珉字季瑛：右十三家为江熙字太和所集。侃今之讲，先通何集，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，亦附而申之。其又别有通儒解释，于何集无好者，亦引取为说，以示广闻也。然《论语》之书，包于五代二帝三王，自尧至周，凡一百四十人，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数，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，见于《论语》也，而古史改则云三十人，谓林放、澹台灭明、阳虎亦是弟子数也（《论语义疏》日本国本）。

元祐元年八月四日，朝奉郎、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：准中书录黄，先朝初散青苗，本为利民，故当时指挥，并取人户情愿，不得抑配。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见功，务求多散，讽胁州县，废格诏书，名为情愿，其实抑配。或举县勾集；或排门抄劄；亦有无赖子弟，谩昧尊长，钱不入家；亦有他人冒名诈请，莫知为谁，及至追催，皆归本户。朝廷深知其弊，故悉罢提举官，不复立额，考校访闻，人情安便。昨于四月二十六日，有敕令给常平钱斛，限二月或正月，只为人户欲借请者及时得用。又令半留仓库，半出给者，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。至于取人户情愿，亦不得抑配，一遵先朝本意。虑恐州县不晓朝廷本意，将为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谷，广收利息，勾集抑配，督责严急，一如向日置提举官时。八月二日，三省同奉圣旨，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，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结保赴县乞请常平钱谷之时，方得勘会，依条支给，不得依前勾集抄劄，强行抑配。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，如有官吏似此违法骚扰者，即时取勘施行。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，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，仍先次施行者。右，臣伏见熙宁以来，行青苗、免役二法，至今二十馀年，法日益弊，民日益贫，刑日益烦，盗日益炽，田日益贱，谷帛日益轻，细数其害，有不可胜言者。今廊庙大臣，皆异时痛心疾首，流涕太息，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。况二圣恭己，惟善是从，免役之法，已尽革去，而青苗一事，乃独因旧稍加损益，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。如人服药，病日益增，体日益羸，饮食日益减，而终不言此药不可服，但损其分剂，变其汤，使而服之，可乎？熙宁之法，本不许抑配，而其害至此，今虽复禁其抑配，其害故在也。农民之家，量入为出，缩衣节口，虽贫亦足，若令分外得钱，则费用自广，何所不至。况子弟欺谩父兄，人户冒名诈请，如诏书所云，似此之类，本非抑勒所致。昔者州县并行仓法，而给纳之际，十费二三，今既罢仓法，不免乞取，则十费五六，必然之势也。又官吏无状，于给散之际，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，或关扑卖酒牌子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，但每散青苗，即酒课暴增，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。二十年间，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者，不可胜数，朝廷忍复行之欤！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，以散及一半为额，与熙宁之法，初无小异，而今月二日指挥，犹许人户情愿请领，未免于设法网民，使快一时非理之用，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，二者皆非良法，相去无几也。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，惠民之外，官亦稍利，如此足矣，何用二分之息，以贾无穷之怨。或云：议者以为帑廪不足，欲假此法以赡边用。臣不知此言虚实，若果有之，乃是小人之邪说，不可不察。昔汉宣帝世，西羌反，议者欲使民入谷边郡以免罪。萧望之以为古者藏于民，不足则取，有馀则与；西边之役，虽户赋口敛以赡其乏，古之通议，民不以为非；岂可遂开利路，以伤既成之化。仁宗之世，西师不解盖十馀年，不行青苗，有何妨阙。况二圣恭俭，清心省事，不求边功，数年之后，帑廪自溢，有何危急。而以万乘君父之尊，负放债取利之谤，锥刀之末，所得几何，臣虽至愚，深为朝廷惜之。欲乞特降指挥，青苗钱斛，今后更不给散，所有已请过钱斛，候丰熟日，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。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，自第四等以下人户，并与放免。庶使农民自此息肩，亦免后世有所讥议。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：「首建青苗，力行助役」。若不尽去其法，必致奸臣有词，流传四方，所损不细。所有上件录黄，臣未敢书名行下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臣伏准诏旨，以盛夏之月常寒久阴，灾异之来必有所自，令侍从郎官以及台谏条具阙失，欲以应天变、收人心、召和气。仰见陛下畏天之威，遇灾而惧，古帝王之用心也。臣待罪宪府，清问所及，敢不竭愚虑？臣闻天心之爱人君，自非大无道之世，则必出灾变以谴告警惧之；及其至诚修省，则转祸为福，捷于影响。《传》曰「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」，盖不特有罪己之言，而有责己之实也。陛下罪己之诏尝数下矣，而天未悔祸，恐实有所未至尔。倘能应天以实不以文，则安知谴告警惧非诱掖陛下以启中兴之业乎？臣于去秋尝奏疏，愿陛下居处饮食、动作享用每以二圣、母后为念，词颇烦悉，颇简圣听。冀不以一日南面之乐而忘万里北狩之戚也，勿谓九重之邃外莫得而闻也。正心诚意，日慎一日，则何患天变之不弭，人心之不固，和气之不至乎？虽然，高宗有鼎雉之祥，祖己训之曰「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」，则事事欲其正也。臣请为陛下毕其说。常寒久阴，阳微阴盛之證也。臣者君之阴也，外国者中国之阴也，盗贼者凡民之阴也。方今朝廷不能制将，将不能制兵，强者怙宠有跋扈之风，庸者拥众为偷安之计。遣师而出，则必广求官爵金币而后启行，无功而还，则又泛第首级勋劳而邀上赏，虚张军数而冒请给。陵轹州县而取犒赐，小不如意，肆为敚攘。凡此则臣强也。敌人累年凭陵中夏，连陷郡邑，剧于破竹，深入淮甸，易于探囊，止于山东，偃然自肆，涉此夏暑，未有退期。使吾选将厉兵，固可袭取，今则上下畏怯，莫敢谁何。凡此则中国微也。狂寇溃卒蚁聚蜂屯，大者数万，小者数千，远则星布于京西而不胜讨，近则鸱张于淮甸而无所惮，或阴怀窥伺而邀求要地，或阳就招纳而公肆剽劫。凡此则盗贼强也。阳微阴盛，断可见矣。是以纪纲未立，号令不行，人心动摇，国势危蹙。而当长养之时，积雨弥月，寒气不收，宿麦坏于垂成，禾稼伤于方茂，物价翔贵，商旅断绝。秋冬之间，敌骑内向，盗贼乘之于饥馑之馀，其祸可胜言哉！天时人事至此极矣！陛下睹今日之势与去年孰愈？而朝廷之措置施设盖与前日未有异也。俟其如今春维扬之变而后言之，则虽斥逐大臣，无救于祸。臣又闻汉制，灾异策免三公。故陈平曰：「宰相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遂万物之宜」。而御史大夫萧望之谓：「日月少光，咎在臣等」。宣帝以为意轻丞相。天变之来，宰相豫任其责。窃见某虽有勤王之功，初无王佐之略，论其材能则办一职而有馀，论其器识则斡万几而不足，算计见效曾未及于前日，岂不殆哉！唐张守圭破可突干有功，明皇欲相之，张九龄曰：「宰相代天理物，不可以赏功」。乃止。今某盖以勤王入相，不几于赏功乎？吴起与田文论功，文不及者三，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，弘不得其一，终之田文相魏，公孙佐汉，言宰相自有体也。故黄霸长于治民，及为丞相，则功名损于治郡，以人之才各有分极故也。某人固未有显过，但经济之略未闻。若以防秋在迩，未宜罢免，则臣愚以谓不若更择文武全材、海内推服、公愿以为相者，亲擢而并用之，庶几叶谋共计，各效所长，弥缝其失而正救其灾，则天变亦可收、和气亦可召也。昔汲黯在朝而淮南寝谋，杜黄裳为相而两河剋复，盖其威望镇物，精神折冲，亦不必事事更张，而臣下为之凛畏，敌人为之竦詟，盗贼为之退听矣。伏愿陛下内极严恭寅畏以修其德，外更选用辅弼以修其政，人事既尽，天心必归。古人有云：「未至而言，固尝为虚；及其已至，又无所及」。今日之事实系存亡，顾畏避不言之罪清议不容，而触迕权要之罪圣明必贷。惟陛下留神，不以为虚言，则天下幸甚。

轼以谓古者任人，无内外轻重之异，故虽汉宣之急贤，萧望之之得君，犹更出治民，然后大用。非独以历试人材，亦所以维持四方，均内外之势也。唐开元、天宝间，重内轻外，当时公卿名臣，非以罪责不出守郡，虽藩镇帅守，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，故郡县多不得人。禄山之乱，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，独有一颜真卿，而明皇初不识也。此重内轻外之弊，不可不为鉴。

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编排举人试卷。窃见陛下始革旧制，以策试多士，厌闻诗赋无益之语，将求山林朴直之论，圣听广大，中外欢喜。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，皆以得失为虑，不敢指陈阙政，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。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，而下之报上者如此，臣窃深悲之。夫科场之文，风俗所系，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，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。昔祖宗之朝，崇尚辞律，则诗赋之士，曲尽其巧。自嘉祐以来，以古文为贵，则策论盛行于世，而诗赋几至于熄。何者？利之所在，人无不化。今始以策取士，而士之在科甲者，多以谄谀得之。天下观望，谁敢不然。臣恐自今以往，相师成风，虽直言之科，亦无敢以直言进者。风俗一变，不可复返，正人衰微，则国随之，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。是以不胜愤懑，退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。学术浅陋，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，直载所闻，上将以推广圣言，庶有补于万一，下将以开示四方，使知陛下本不讳恶切直之言，风俗虽坏，犹可以少救。其所撰策，谨缮写投进，干冒天威，臣无任战恐待罪之至。

问：朕德不类，托于士民之上，所与待天下之治者，惟万方黎献之求，详延于廷，诹以世务，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，且以博朕之所闻。盖圣王之御天下也，百官得其职，万事得其序。有所不为，为之而无不成；有所不革，革之而无不服。田畴辟，沟洫治，草木畅茂，鸟兽鱼鳖无不得其性。其富足以备礼，其和足以广乐，其治足以致刑。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？方今之弊，可谓众矣。救之之术，必有本末，所施之宜必有先后。子大夫之所宜知也。生民以来，所谓至治，必曰唐虞成周之时，《诗》《书》所称，其迹可见。以至后世贤明之君，忠智之臣，相与忧勤，以营一代之业，虽未尽善，要其所以成就，亦必有可言者。其详著之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：臣伏见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以天下安危之至计，谋及于布衣之士，其求之不可谓不切，其好之不可谓不笃矣。然臣私有所忧者，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欤？《礼》曰：「甘受和，白受采」。故臣愿陛下先治其心，使虚一而静，然后忠言至计可得而入也。今臣窃恐陛下先入之言，已实其衷，邪正之党，已贰其听，功利之说，已动其欲，则虽有皋陶、益稷为之谋，亦无自入矣，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！此臣之所以大惧也。若乃尽言以招过，触讳以忘躯，则非臣之所恤也。圣策曰「圣王之御天下也，百官得其职，万事得其序」。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，是以所为颠倒失序如此。茍诚知之，曷不尊其所闻而行其所知欤？百官之所以得其职者，岂圣王人人而督责之，万事之所以得其序者，岂圣王事事而整齐之哉？亦因能以任职，因职以任事而已。官有常守谓之职，施有先后谓之序。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，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。刑狱旧法，不以付有司，而取决于执政之意；边鄙大虑，不以责帅臣，而听计于小吏之口。百官可谓失其职矣。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，所宜后者刑也，所宜先者义也，所宜后者利也。而陛下易之，万事可谓失其序矣。然此犹其小者。其大者，则中书失其政也。宰相之职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，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。昔邴吉为丞相，萧望之为御史大夫，望之言阴阳不和，咎在臣等，而宣帝以为意轻丞相，终身薄之。今政事堂忿争相诟，流传都邑，以为口实，使天下何观焉。故臣愿陛下首还中书之政，则百官之职，万事之序，以次而得矣。圣策曰「有所不为，为之而无不成；有所不革，革之而无不服」。陛下之及此言，是天下之福也。今日之患，正在于未成而为之，未服而革之耳。夫成事在理不在势，服人以诚不以言。理之所在，以为则成，以禁则止，以赏则劝，以言则信。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者，盖循理而已。今为政不务循理，而欲以人主之势，赏罚之威，劫而成之！夫以斧析薪，可谓必克矣，然不循其理，则斧可缺，薪不可破。是以不论尊卑，不计强弱，理之所在则成，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。今陛下使农民举息，与商贾争利，岂理也哉，而何怪其不成乎？《礼》曰：「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」。陛下茍诚心乎为民，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；茍诚心乎为利，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。且事有决不可欺者，吏受贿枉法，人必谓之赃；非其有而取之，人必谓之盗。茍有其实，不敢辞其名。今青苗有二分之息，而不谓之放债取利，可乎？凡人为善，不自誉而人誉之；为恶，不自毁而人毁之。如使为善者必须自言而后信，则尧、舜、周、孔亦劳矣。今天下以为利，陛下以为义；天下以为害，陛下以为仁；天下以为贪，陛下以为廉。不胜其纷纭也。则使二三臣者，极其巧辩，以解答千万人之口。附会经典，造为文书，以晓告四方之人。四方之人，岂如婴儿鸟兽，而可以美言小数眩惑之哉。且夫未成而为之，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。未服而革之，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。盖世有好走马者，一为坠伤，则终身徒行。何者？慎重则必成，轻发则多败，此理之必然也。陛下若出于慎重，则屡作屡成，不惟人信之，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。若出于轻发，则每举每败，不惟人不信，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。文宗始用训、注，其志岂浅也哉，而一经大变，则忧沮丧气，不能复振。文宗亦非有失德，徒以好作而寡谋也。慎重者始若怯，终必勇；轻发者始若勇，终必怯。乃者横山之人，未尝一日而忘汉，虽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，然自庆历以来，莫之敢发者，诚未有以善其后也。近者边臣不计其后，而遽发之，一发不中，则内帑之费以数百万计，而关辅之民困于飞挽者，三年而未已。虽天下之勇者，敢复为之欤？为之固不可，敢复言之欤？由此观之，则横山之功，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。近者青苗之政，助役之法，均输之策，并军蒐卒之令，卒然轻发，又甚于前日矣。虽陛下不恤人言，持之益坚，而势穷事碍，终亦必变。他日虽有良法美政，陛下能复自信乎？人君之患，在于乐因循而重改作，今陛下春秋鼎盛，天锡勇智，此万世一时也。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，养之以敦朴，譬如乘轻车，驭骏马，冒险夜行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，岂不殆哉！臣愿陛下解辔秣马，以须东方之明，而徐行于九轨之道，甚未晚也。圣策曰「田畴辟，沟洫治，草木畅茂，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」者，此百工有司之事也，曾何足以累陛下。陛下操其要，治其本，恭己无为，而物莫不尽其理，以生以死。若夫百工有司之事，自宰相不屑为之，而况于陛下乎。圣策曰「其富足以备礼，其和足以广乐，其治足以致刑，何施而可以臻此」。孔子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」。兔首瓠叶，可以行礼；扫地而祭，可以事天。礼之不备，非贫之罪也。管子曰：「仓廪实而知礼节」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，富民欤，抑富国与？陆贾曰：「将相和调则士豫附」。刘向曰：「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」。今朝廷可谓不和矣。其咎安在？陛下不返求其本，而欲以力胜之。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。古者刀锯在前，鼎镬在后，而士犹犯之，今陛下躬蹈尧舜，未尝诛一无罪。欲弭众言，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。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，起东汉党锢之狱，多士何畏而不言哉？臣恐逐者不已，而争者益多，烦言交攻，愈甚于今日矣。欲望致和而广乐，岂不疏哉？古之求治者，将以措刑也。今陛下求治则欲致刑，此又群臣误陛下也。臣知其说矣，是出于荀卿。荀卿喜为异论，至以人性为恶，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。而说者又以为《书》称唐虞之隆，刑故无小，而周之盛时，群饮者杀。臣请有以诘之。夏禹之时，大辟二百，周公之时，大辟五百，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？秦为法及三族，汉除肉刑，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？致之言极也。天下幸而大治，使一日未安，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？天下几何其不叛也，徒闻其语而惧者已众矣。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，至于如此。且夫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，此用刑之常理也。至于今守之。岂独唐虞之隆而周之惑时哉。所以诛群饮者，意其非独群饮而已。如今之法所谓夜聚晓散者，使后世不知其详，而徒闻其语，则凡夜相过者，皆执而杀之，可乎？夫人相与饮酒而辄杀之，虽桀纣之暴，不至于此。而谓周公行之欤？圣策曰「方今之弊，可谓众矣，救之之术，必有本末，施之之宜，必有先后」。臣请论其本与其所宜先者，而陛下择焉。方今救弊之道，必先立事。立事之本，在于知人。则所施之宜，当先观大臣之知人与否耳。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，必有知人之明。茍无知人之明，则循规矩，蹈绳墨，以求寡过。二者皆审于自知，而安于才分者也。道可以讲习而知，德可以勉强而能，惟知人之明不可学，必出于天资。如萧何之识韩信，此岂有法而可传者哉。以诸葛孔明之贤，而知人之明，则其所短，是以失之于马谡。而孔明亦审于自知，是以终身不敢用魏延。我仁祖之在位也，事无大小，一付之于法，人无贤不肖，一付之于公议。事已效而后行，人已试而后用，终不求非常之功者，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于知人之明也。古之为医者，聆音察色，洞视五脏，则其治疾也，有剖胸决脾，洗濯胃肾之变。茍无其术，不敢行其事。今无知人之明，而欲立非常之功，解纵绳墨以慕古人，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，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。房琯之称刘秩，关播之用李元平是也。至今以为笑矣。陛下观今之大臣，为知人欤？为不知人欤？乃者擢用众才，皆其造室握手之人，要结审固而后敢用，盖以为其人可与勠力同心，共致太平。曾未安席，而交口攻之者，如猬毛而起。陛下以此验之，其不知人也亦审矣。幸今天下无事，异同之论，不过渎乱圣听而已。若边隅有警，盗贼窃发，俯仰成败，呼吸变故，而所用之人，皆如今日，乍合乍散，临事解体，不可复知，则无乃误社稷欤？华佗不世出，天下未尝废医；萧何不世出，天下未尝废治。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，请待知人之佐。若犹未也，则亦诏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。圣策曰「生民以来，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，《诗》《书》所称，其迹可见。以至后世贤明之君，忠智之臣，相与忧勤，以营一代之业，虽未尽善，然要其所成就，亦必有可言者。其详著之」。臣以为此不可胜言也。其施设之方，各随其时而不可知。其所可知者，必畏天，必从众，必法祖宗。故其言曰：「戒之戒之。天惟显思。命不易哉」。又曰：「稽于众，舍己从人」。又曰：「丕显哉，文王谟。丕承哉，武王烈」。《诗》《书》所称，大略如此。未尝言天命不足畏，众言不足从，祖宗之法不足用也。苻坚用王猛，而樊世、仇腾、席宝不悦。魏郑公劝太宗以仁义，而封伦不信。凡今之人，欲陛下违众而自用者，必以此藉口。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者，岂非意在于此等欤？臣愿考二人之所行，而求之于今，王猛岂尝设官而牟利，魏郑公岂尝贷钱而取息欤？且其不悦者，不过数人，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。今天下有心者怨，有口者谤，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，似不如此。古语曰：「百人之聚，未有不公」。而况天下乎！今天下非之，而陛下不回，臣不知所税驾矣。《诗》曰：「譬彼舟流，不知所届。心之忧矣，不遑假寐」。区区之忠，惟陛下察之。臣谨昧死上对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九。又见《皇朝文鉴》卷一一○，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五一，《国朝诸臣奏议》卷一一三，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○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六，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一八九，《经济类编》卷一○，《古文渊鉴》卷四九。）。

集乙「三」作「二」。

故太子少师清献赵公，既薨之三年，其子屼除丧来告于朝曰：「先臣既葬，而墓隧之碑无名与文，无以昭示来世，敢以请」。天子曰：「嘻，兹予先正，以惠术扰民如郑子产，以忠言摩上如晋叔向」。乃以爱直名其碑，而又命臣轼为之文。臣轼逮事仁宗皇帝。盖尝窃观天地之盛德，而窥日月之末光矣。未尝行也，而万事莫不毕举；未尝视也，而万物莫不毕见。非有他术也，善于用人而已。惟清献公擢自御史。是时将用谏官御史，必取天下第一流，非学术才行备具为一世所高者不与。用之至重，故言行计从，有不十年而为近臣者；言不当，有不旋踵而黜者。是非明辨，而赏罚必信，故士居其官者少妄，而天子穆然无为，坐视其成，奸宄消亡，而忠良全安。此则清献公与其僚之功也。公讳抃，字阅道。其先京兆奉天人。唐德宗世，植为岭南节度使。植生隐，为中书侍郎。隐生光逢、光裔，并掌内外制，皆为唐闻人。五代之乱，徙家于越。公则植之十世从孙也。曾祖讳昙，深州司户参军。祖讳湘，庐州庐江尉，始家于衢，遂为西安人。考讳亚才，广州南海主簿。公既贵，赠曾祖太子太保，妣陈氏安国太夫人；祖司徒，妣袁氏崇国太夫人，俞氏光国太夫人；考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荣国公，妣徐氏魏国太夫人，徐氏越国太夫人。公少孤且贫，刻意力学，中景祐元年进士乙科。为武安军节度推官。民有伪造印者，吏皆以为当死。公独曰：「造在赦前，而用在赦后。赦前不用，赦后不造，法皆不死」。遂以疑谳之，卒免死。一府皆服。阅岁，举监潭之粮料。岁满，改著作佐郎，知建州崇安县，徙通判宜州。卒有杀人当死者，方系狱，病痈，未溃，公使医疗之，得不瘐死，会赦以免。公爱人之周，类如此。未几以越国丧，庐于墓三年，不宿于家。县榜其所居里为孝弟，处士孙处为作孝子传。终丧，起知泰州海陵，复知蜀州江原，还，通判泗州。泗守昏不事事，监司欲罢遣之，公独左右其政，而晦其所以然，使若权不己出者，守得以善去。濠守以廪赐不如法，士卒谋欲为变，或以告，守恐怖，日未夕，辄闭门不出。转运使徙公治濠。公至，从容如平日，濠以无事。曾公亮为翰林学士，未识公，而以台官荐，召为殿中侍御史。弹劾不避权幸，京师号公铁面御史。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。以谓小人虽小过，当力排而绝之，后乃无患；君子不幸而有诖误，当保持爱惜，以成就其德。故言事虽切，而人不厌。温成皇后方葬，始命参知政事刘沆监护其役，及沆为相而领事如故。公论其当罢，以全国体。复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，且多过失，章十二上，执中卒罢去。王拱辰奉使契丹，还，为宣徽使。公言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如法事，命遂寝。复言枢密使王德用、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，皆罢去。是时邵必为开封推官，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举遇赦而犹罢，监邵武酒税。吴充、鞠真卿发礼院吏代书事，吏以赎论，而充、真卿皆出知军。吕景初、马遵、吴中复弹奏梁适，适以罢相，而景初等随亦被逐。冯京言吴充、鞠真卿、刁约不当以无罪黜，而京亦夺脩起居注。公皆力言其非是。必以复职知军，充、真卿、约、景初、遵皆召还京中，复皆许补故阙。先是吕溱出守徐，蔡襄守泉，吴奎守寿，韩绛守河阳。已而欧阳脩乞蔡，贾黯乞荆南。公即上言：「近日正人贤士，纷纷引去，忧国之士，为之寒心。侍从之贤，如脩辈无几。今皆欲请郡者，以正色立朝，不能谄事权要，伤之者众耳」。脩等由此不去，一时名臣赖之以安。仁宗晚岁不豫，而太子未定，中外恟惧。及上既康复，公请择宗室贤子弟教育于宫中，封建任使，以示天下大本。已而求郡，得睦。睦岁为杭市羊，公为移文却之。民籍有茶税，而无茶地，公为奏蠲之，民至今称焉。移充梓州路转运使，未几移益。两蜀地远而民弱，吏恣为不法，州郡以酒食相馈饷，衙前治厨传，破家相属也。公身帅以俭，不从者请以违制坐之，蜀风为之一变。穷城小邑，民或生而不识使者，公行部，无所不至，父老惊喜相慰，奸吏亦竦。以右司谏召，论事不折如前。入内副都知邓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烧鍊出入禁中，公言：「汉文成、五利，唐普思、静能、李训、郑注，多依宦官以结主，假药术以市奸者也，其渐不可启」。宋庠为枢密使，选用武臣，多不如旧法，至有诉于上前者。公陈其不可。陈升之除枢密副使，公与唐介、吕诲、范师道同言升之交结宦官，进不以道，章二十馀，上不省，即居家待罪。诏强起之，乃乞补外，二人皆相次去位，公与言者亦罢。公得虔州，地远而民好讼，人谓公不乐。公欣然过家上冢而去。既至，遇吏民简易，严而不苛，悉召诸县令告之，为令当自任事，勿以事诿郡，茍事办而民悦，吾一无所问。令皆喜，争尽力，虔事为少，狱以屡空。改脩盐法，疏凿赣石，民赖其利。虔当二广之冲，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。公间取馀材，造舟得百艘，移二广诸郡，曰：「仕宦之家，有父兄没而不能归者，皆移文以遣，当具舟载之」。至者既悉授以舟，复量给公使物，归者相继于道。朝廷闻公治有馀力，召知御史杂事，不阅月为度支副使。英宗即位，奉使契丹，还，未至，除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时贾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。公欲按视府库，昌朝遣其属来告，曰：「前此，监司未有按视吾事者。公虽欲举职，恐事有不应法，柰何」？公曰：「舍大名，则列郡不服矣」。即往视之，昌朝初不说也。前此有诏，募义勇，过期不足者徒二年，州郡不时办，官吏当坐者八百馀人。公被旨督其事，奏言：「河朔频岁丰熟，故募不如数，请宽其罪，以俟农隙」。从之。坐者得免，而募亦随足。昌朝乃愧服曰：「名不虚得矣」。旋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都。公以宽治蜀，蜀人安之。初，公为转运使，言蜀人有以妖祀聚众为不法者，其首既死，其为从者宜特黥配。及为成都，适有此狱，其人皆惧，意公必尽用法。公察其无它，曰：「是特坐樽酒至此耳」。刑其为首者，馀皆释去。蜀人愈爱之。会荣諲除转运使，陛辞，上面谕曰：「赵某为成都，中和之政也」。神宗即位，召知谏院。故事，近臣自成都还，将大用，必更省府，不为谏官。大臣为言。上曰：「用赵某为谏官，赖其言耳。茍欲用之，何伤」！及谢，上谓曰：「闻卿匹马入蜀，以一琴一龟自随，为政简易，亦称是耶」？公知上意将用其言，即上疏论吕诲、傅尧俞、范纯仁、吕大防、赵瞻、赵鼎、马默皆骨鲠敢言，久谴不复，无以慰缙绅之望。上纳其说。郭逵除签书枢密院事，公议不允。公力言之，即罢。居三月，擢右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。感激思奋，面议政事，有不尽者，辄密启闻。上手诏嘉之。公与富弼、曾公亮、唐介同心辅政，率以公议为主。会王安石用事，议论不协，既而司马光辞枢密副使，台谏侍从，多以言事求去。公言：「朝廷事有轻重，体有大小，财利于事为轻，而民心得失为重，青苗使者于体为小，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，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，不罢青苗使者而轻弃禁近耳目，去重而取轻，失大而得小，非宗庙社稷之福，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」。言入，即求去，四上章，不许。熙宁三年四月，复五上章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知杭州。公素号宽厚，杭之无赖子弟以此逆公，皆骈聚为恶。公知其意，择重犯者率黥配他州，恶党相帅遁去。未几徙青州。因其俗朴厚，临以清净。时山东旱蝗，青独多麦，蝗自淄齐来，及境遇风，退飞堕水而尽。五年，成都以戍卒为忧，朝廷择遣大臣为蜀人所爱信者，皆莫如公，遂以大学士知成都。然意公必辞，及见，上曰：「近岁无自政府复往者，卿能为我行乎」？公曰：「陛下有言即法也，岂顾有例哉」！上大喜。公乞以便宜行事，即日辞去。至蜀，默为经略，而燕劳閒暇如他日，兵民晏然。一日，坐堂上，有卒长在堂下。公好谕之曰：「吾与汝，年相若也，吾以一身入蜀，为天子抚一方，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帅众，比戍还，得馀赀，持归为室家计可也」。人知公有善意，转相告语，莫敢复为非者。剑州民李孝忠集众二百馀人，私造符牒，度人为僧。或以谋逆告，狱具。公不畀法吏，以意决之，处孝忠以私造度牒，馀皆得不死。喧传京师，谓公脱逆党。朝廷取具狱阅之，卒无以易也。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蜂聚境上，肆为剽掠。公亟遣部将帅兵讨之，夷人惊溃乞降，愿杀婢以盟。公使喻之，曰：「人不可用，用三牲可也」。使至，已絷婢引弓，将射心取血。闻公命，欢呼以听。事讫，不杀一人。居二岁，乞守东南，为归老计，得越州。吴越大饥，民死者过半，公尽所以救荒之术，发廪劝分，而以家赀先之，民乐从焉。生者得食，病者得药，死者得藏。下令修城，使民食其力。故越人虽饥而不怨。复徙治杭。杭旱与越等，其民尤病。既而朝廷议欲筑其城。公曰：「民未可劳也」。罢之。钱氏纳国，未及百年，而坟庙堙圮，杭人哀之。公奏因其所在，岁度僧、道士各一人，收其田租，为岁时献享营缮之费。从之，且改妙因院为表忠观。公年未七十，告老于朝，不许。请之不已，元丰二年二月，加太子少保致仕，时年七十二矣。退居干衢，有溪石松竹之胜，东南高士多从之游。朝廷有事郊庙，再起公侍祠，不至。屼通判温州，从公游天台、雁荡，吴越间荣之。屼代还，得见。上顾问公，甚厚。以屼提举浙东常平，以便其养。屼复侍公游杭。始，公自杭致仕，杭人留公不得行。公曰：「六年当复来」。至是适六岁矣。杭人德公，逆者如见父母。以疾还衢，有大星陨焉。二日而公薨，实七年八月癸巳也。讣闻，天子辍视朝一日，赠太子少师。十二月乙酉，葬于西安莲华山，谥曰清献。公娶徐氏，东头供奉官度之女，封东平郡夫人，先公十年卒。子二人，长曰岏，终杭州于潜县令；次即屼也，今为尚书考功员外郎。公平生不治产业，嫁兄弟之女以十数，皆如己女。在官，为人嫁孤女二十馀人。居乡，葬暴骨及贫无以敛且葬者，施棺给薪，不知其数。少育于长兄振，振既没，思报其德。将迁侍御史，乞不迁，以赠振大理评事。公为人，和易温厚，周旋曲密，谨绳墨，蹈规矩，与人言，如恐伤之。平生不畜声伎，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，翛然有高举意。将薨，晨起如平时，屼侍侧，公与之诀，词色不乱，安坐而终。不知者以为无意于世也。然至论朝廷事，分别邪正，慨然不可夺。宰相韩琦尝称赵公真世人标表，盖以为不可及也。公为吏，诚心爱人，所至崇学校，礼师儒，民有可与与之，狱有可出出之。治虔与成都，尤为世所称道。神宗凡拟二郡守，必曰：「昔赵某治此，最得其术」。冯京相继守成都，事循其旧，亦曰：「赵公所为，不可改也」。要之以惠利为本。然至于治杭，诛锄强恶，奸民屏迹不敢犯。盖其学道清心遇物，而应有过人者矣。铭曰：

萧望之为太傅，近古社稷臣，其为冯翊，民未有闻。黄霸为颍川，治行第一，其为丞相，名不迨昔。孰如清献公，无适不宜。邦之司直，民之父师。其在官守，不专于宽，时出猛政，严而不残。其在言责，不专于直，为国爱人，掩其疵疾。盖东郭顺子之清、孟献子之贤、郑子产之政、晋叔向之言，公兼而有之，不几于全乎！

夫惟哲人。罔有败德。几杖攸诫。盘盂见勒。容过于镜则照穷。任重于才则道塞。多藏必害。常谨不忒。兹扑满之陶形。假埏埴以为灵。其中混沌。窍开兮沈以默。其外空蒙。忽合兮烱而青。藏镪符于神论。固垒同于道扃。谦以自守。虚而能受。奚初积而终散。竟出无而入有。乍苦乎巨蚌之全。满而则剖。不异乎亢龙之悔。盈莫能久。故君子永鉴是式。允执厥中。道不可以常泰。物不可以屡空。虽聚宝含真。立制之端自我。而辞丰忌覆。致用之数在公。何兹器之微贱。盖与时而变通。苟利物而害巳。亦持盈而省躬。岂独夫鲁国宥坐。诫欹虚巳。周阶铭玉。端口窒欲。损之有馀。补之不足。明远鉴之退止。训劳谦之轨躅。稽长倩以投赠。庶平津而自勖。

皎皎素丝，女所治兮。《周官》有辨物之职，时令著分茧之期。唯朱蓝之是染，勿菅蒯以轻遗。㡛氏湅之而有法，方储断之而得宜。羔羊之革，素丝五緎。出纶方讱于王言，萦社更闻于日蚀。分贵贱于缯锦，随青黄于蓝檗，缫之既见于三盆，沤之亦言于七日。则有《书》称厥篚，《诗》著其紑。或棼之而益乱，或贸之而来谋。凶则灰浮于水上，吉则梦挂于山头。亦有力系金炉，细同密雨，直有朱绳，续闻命缕。或吐之而成锦，或欧之而跪树。山涛收袁毅之遗，长倩诫孙弘之语。尔其责兹楚贡，绝彼商弦，墨子见之而兴叹，园客缫之而上仙。乍想淑人之带，遥思初仕之年。钓有伊缗之美，琴闻野茧之妍。伊丝枲之为务，亦生民之所先。

夫小人之害君子，必深明其情而后用其术，故攻其所恶，犯其所忌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乐。其仁柔朴厚也，或怵之；其廉洁自喜也，或污之；其刚果辨急也，或激之。多方以误之，百计以困之、逼之、辱之，以致其必死之术。有如君子，一不能忍而决于速死，则小人之计中矣。故始而误之，终而困之，逼之，辱之，而屹然不动，则其为计也穷。故君子不幸而至此，当守死以俟命，不当勇决以自残。非爱死而贪生也，从容就义，死于君命，而不死于小人之术。所以保全善类，爱养国体，破小人之奸谋，而严于死生之际如此也。人莫难于一死，而处死有道。善乎公冉务人之言曰：「若君命可死，非君命何听」？此可谓善处死之道矣。哀哉！望之之死也。刚悻不屈，志非不善也，而卒为小人所中，此可谓攻其所恶，犯其所忌者矣。为大臣不当对吏，固然也。然文王囚于羑里，从容演《易》，亦自顾此心无愧尔。孔子亦曰：「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，非其罪也」。自汉以来，将相大臣不幸坐狱，罕自保全，绝吭不食，死于狱户者多矣。夏侯胜、黄霸系狱再更冬，讲论不辍，君子不以为爱死也。哀哉！望之之贤，不少隐忍，而卒为小人所中也。虽然，吾于更生之事有憾焉。夫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者，谓其徇公而行，无所用吾智也。若犹用吾智，虽公犹私也。更生使其所亲，上书讼恭显之恶而称道望之之贤，是犹未免用其私智也。何以间执小人之口，此固君子之所深忌，而小人之所乐攻也哉！

轩辕氏之为圣也，天下首冠足履者皆知之，况通儒巨贤乎？然则枉万乘之驾，不自为尊也；降匹夫之室，不自为辱也；陟千岩之险，不自为劳也。所以然者，下风问道而已哉。故放勋法之以师许由，重华继之以让善卷，文命宗之以尊子高。凡数帝者，天下非不理也，诸侯非不宾也，兆民非不安也，阴阳非不和也，祥瑞非不致也，所以孜孜于一山翁林叟者，何哉？盖恐后世失尊贤好问之道尔。圣人之用心也，其有旨乎！洎去帝及王，厥道渐丧，君以尊为极，臣以贱为隔。极则以下问为耻，隔则以上达为患。尊贱之不通，上下之不安，厥有萌矣。然亦有审象于傅者谓之圣，猎贤于渭者谓之明，吐握于朝者谓之勤。虽云道逾远，亦庶几乎。及王化下衰，霸图孔炽，殉良之哀起，逐客之议作。高祖，一沛公也，见奉春君箕踞而坐；霍光，一将军也，使萧望之挟持而入。遂使贤者抱道以思退，不肖者忍耻以求进，至有磨厉其唇吻，诡怪其容仪。嗫嚅于阍寺之前，趑趄于廊庑之下者，朝佞夕媚；发白而不知其已者，又何屑屑哉？夫如是，则抱帝王之道，蕴经纶之材者，老死空谷，寂寞无闻。未尝降一尺之书，飞一介之使，矧肯辱万乘而顾匹夫者哉！斯后代不复于古也，可痛惜哉！是故首阳二老，佐帝者也，耻于王也，乃去周而采薇；商山四皓，佐王者也，耻霸者也，乃去秦而茹芝。岂无意于君耶？无意于民耶？盖尊贱不通，上下不交之至也。呜呼，不自尊者，取万世之尊也；自尊者，取一时之尊也。君天下者，得无思耶？某读轩辕之纪，嘉崆峒之请，美德垂成，乃赓作歌。其词曰：

崆峒之叟，心岂圣兮？轩辕圣也，不自圣哉。崆峒之叟，目无明兮。轩辕明也，不自明哉。崆峒之叟，耳岂聪兮？轩辕聪也，不自聪哉。寂寞岩隈，孰为来哉？吁嗟后君，得无鉴乎？

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云：汴水西十五里有楚王山，自楚元王后世葬于此，凡十三冢，皆结石为之。今向冢独在城北五里，蛇穿豕齧，断垣破甓，茅棘萧然。疑其世非袭封，不得与先王之兆域，而为别冢故也。向，元王之玄孙，以经明行修擢谏大夫，萧望之、周堪以向忠直荐于朝。元帝懦昏，小人比德，许、史以外戚干政，恭、显以近倖盗权。向肺腑之亲，乃心王室，抗危言，吐孤愤，必欲推拉小人，拔天下正直之士在帝左右，以清天宪。方群邪侧目，相与攻诋，势不能支，初下狱，再免为庶人，终十年见废。萧望之、周堪皆被诬自杀，向独得不死，而志亦不少衰，可谓忠矣。惜乎既以身当怨，毅然特立，不能暴小人之恶，扬于王庭，以动天下之公义，及使外亲上变，而戒帝无漏言，彼所以揣其不足畏，而又欲挤之者也。当是时，韦玄成、贡禹以经术位大臣，不能助善排恶，为向明区区之义，指以为罔上不道。由此观之，为向之言者，果亦难矣。厥后成帝沉于内嬖，王氏专制，威福上下之势，将转衣为裳，忠臣良士惴惴惧祸，向引《春秋》变异，欲以劫其心，而终不省其一二，岂言有所未中欤？赵氏杀太子，国嗣屡绝，当此之时，因以天性不忍之爱、父子之至情，引谕祸福，指明治乱之渐，庶几恻然知悔焉。夫震雷变色，作于须臾，蜂虿螫手，终身戒之，何则？远于人者不必甚畏，而迫于所爱，则惟恐伤之也。若向之博极群书，议论不诡，与董仲舒、扬雄、司马迁相先后，可谓命世之才矣。于今洙泗之上，士多博洽廉靖乐道者，盖向之遗风云。

自当涂归，初不得一食顷休息，长倩之所目击也。所幸形迹相忘，故得以仰依诚照。其如疏略，一向不无可罪，亦庶几有以自遣。加之风波益可畏，举动来于不测。本图归保故栖，因而卜一作茧处，今又龃龉，不免听其去来，姑了一日为一日计尔。禀赋不厚，投老境界乃如此，可叹可叹。长倩美才，既脱非横，当益刻砺进修，率履古人不到之地，是交游之所恳测。不妨屏他事，粗进饘粥，以激志操。仕官固可指日为期，要当自我而得为佳。至于报效知己，是亦为报，奚其为为报哉？千万深亮，无以语直见罪。